SovietBall

【苏中】坐夜待晨 26

第26章 游移

 

1959年1月底召开的苏共21st上，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进入“全面展开珙浐建设的时期”，断言在人均产量上，“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”，那时苏联将过渡到珙浐主乂。随后伊利亚发言，他着重赞美了梁赞州的“农业大幅度发展”，宣布苏联已经在牛奶的产量上超过了美国[1]，换来了满场的欢呼与掌声。

“我们希望，各地都能向梁赞州学习，开展肉、油、奶生产的竞赛，赢得与蒂帼主乂的‘和平竞赛’。未来，苏联将不再执行五年计划，改为七年计划……”

王耀机械地鼓着掌，心中却对所谓的“梁赞奇迹”不以为然，认为其远不如自己的路子。他听得无味，正准备细细端详勃列日涅夫的脸——毕竟是斯大林口中“身材魁梧的美男子”嘛——却听伊利亚出乎意料地开始重申珙浐理论学说[2]：

“珙浐主乂没有捷径，它必须经过一个‘不能有意违反或超越的自然的历史过程’，不能不经过发展阶段，就跳到珙浐主乂，认为珙浐可以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……在实现向珙浐主乂过渡的想法之前，必须实现高度的工业化和消费品的极大丰富。平均主乂并不意味着向过渡，而是在破坏珙浐主乂的声誉。”

 

王耀惊得把半杯茶泼在了桌上，他没理会湿漉漉的文件，只死死盯着伊利亚，见苏联人只是从容自若地垂目望着手上的报告，甚至都没给自己一个眼神，片刻后，左手边的卡尔用手肘撞了撞自己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德国人警惕地压低了声音，同时小心翼翼地瞄了眼伊利亚。

王耀摇了摇头，余光瞟见埃米尔和维尔科也偷偷觑着自己，更远处李敬姬拉着阮氏玲在窃窃私语—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些话是针对中国讲的。他愈发不快，又不好当场发作，只得举起沾着茶叶的袖口，对卡尔道：“抱歉，我去换个衣服。”

王耀拂袖而去，把那些探究的眼神统统甩在身后。他确信伊利亚看见了，但苏联人的的嗓音依然毫无波动：

“应当强调，中国把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具体情况，在建设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，但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，中国在地理、人口、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历史方面有很多独特之处，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任何分歧。”

这显然是为了避免给外界留下中苏分歧的印象。王耀心中发堵，忽而想起自己离开印度时，“恰好路过”的约瑟普不怀好意地告诉自己，近来保加利亚很崇拜中国，还有样学样、在国内大幅扩张农庄，苏联对此极为反感，评价曰“荒谬绝伦”。

王耀在心底嗤笑了一声：南斯拉夫脱离阵营太久了，认知远不够全面，不止保加利亚，捷克斯洛伐克、阿尔巴尼亚乃至民德，都盛赞过People's Commune，称其为“未来的珙浐主乂的胚胎”、“过渡的最好的形式”，甚至号召大家以中国为榜样。

念及此处，王耀脚步一停，转身遥遥望向伊利亚，心头涌上一阵无奈：“算了，没离开阵营的，不也就这样吗？”

 

伊利亚到底给了台阶，王耀便也不欲当场和他吵起来，他决定迂回地阐述自己的立场：针对苏联准备在决议中取消阵营“以苏联为首”的提法，进行劝说，借此表达对“三和路线”的不满。

伊利亚显然没想到重点会是这个，愣愣地听完了王耀的长篇大论——先是反驳“世界各国兄弟傥都发展了、壮大了，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这种提法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客观事态”，接着大谈“阵营总要有一个头”、“‘以苏联为首’也是一种国际责任”。半晌，他问：“就这个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王耀打量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，顺手丢进去一根木柴，“伊廖沙，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，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，蒂帼主乂正在过着丧气的日子[3]，你却显得比他们还丧气，这样好吗？”

“我看到，耀中途离席了……”

“不小心砸了杯子，弄脏了衣服，”王耀指了指搭在椅背上的衬衫，“没有备用的，只好回来换衣服了。”

伊利亚显而易见地松了口气，他似乎以为，王耀“听进去了”，只是碍于面子不好直说。他轻快地道：“也只是在讨论阶段，既然耀那么觉得，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苏斯洛夫。”

 

21st就在貌似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了，在集体合影时，王耀和过去一样拉着伊利亚的手站在正中间，莞尔而笑。而北京的意见也得到了尊重，会上没有再讨论“取消‘以苏联为首’”的问题。

各代表先后回国了，不管他们是否满腹疑虑，起码没有谁胆敢在莫斯科直接表现出来。中国代表团返程前夕，中苏签订《》（即“二四协定”）；随后，又签订了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。

伊利亚笑着拨弄花篮里的红色康乃馨，祝王耀春节快乐、希望明年还能一起过节，又谈起对下一个十年的展望，说一定要让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住进楼房、喝上牛奶、吃上黄油。王耀接口：“在此之前，还得守护住红色的海岸线！”

伊利亚的笑容有些僵了——这个描述，他很难不想起去年夏天的事。而王耀侧过头，只若无其事地微笑：“听说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要回去了，我们去送送吗？”

 

伊利亚执意不去机场，王耀只得独自去送了斯彼鲁·柯列加。阿尔巴尼亚人倒是对此并不在意，只笑言自己还不算垫底，昨天蒙古同志回国，场面可更加冷清。

“……怎么回事？”

“您不知道？”斯彼鲁颇为诧异，解释说，自从莫洛托夫上任苏联驻蒙古大使，蒙古的路线就不太对头，譬如说在斯大林问题上，各地都忙着拆斯大林的像，而乌兰巴托顶着莫斯科的命令坚决不拆，“我特意去看过，保存的可好了，还有人每天去献花呢！”

“……你特意去看过？”

斯彼鲁大笑点头：“不过他不如我，我不但没拆，还新造了好几座呢！”他托着下巴，遥望西方的天空，“苏联人要对付南斯拉夫嘛，总不好对我太坏。如果哪天他要对付你，蒙古的待遇也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见王耀沉默，斯彼鲁才惊觉自己失言，摆摆手道：“我说错了，蒙古现在待遇就很好。上次我去乌兰巴托，听他说，蒙古处于两个强大的红色国家之间，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，准备把这笔钱省了。”

王耀无言可答，叹了口气：“还好伊廖沙不在。”

“他不在也好。”斯彼鲁不以为意，上前给了王耀一个拥抱，“欢迎你来地拉那——我还不想欢迎他呢！你来，我请你喝白兰地！”

 

地拉那的白兰地只是个遥远的约定，莫斯科的伏特加倒是近在眼前。送别晚宴上，伊利亚欢快地吨吨吨，喝到最后抱着酒瓶倚在王耀身上，喷着热乎乎的酒精嘟哝，说盼望今年一切顺利，说一定和王耀要去爬一次珠穆朗玛峰，要在那个离太空最近的地方看星星。

王耀揽着伊利亚，低声赞同，胸中却涌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哀。他对伊利亚道：“你喝太多了，伊廖沙。”

伊利亚连声反驳，大喊自己没醉，接着手舞足蹈地介绍起了“俄国传统”：酒会上每个人都要走地板缝，如果走得不歪不斜，说明还没醉，必须继续喝[4]。他说得兴起，提着酒瓶左右环顾，真在这个铺着地毯的宴会厅里找起了地板缝，王耀担心他摔倒，只得追上去，又问：“如果故意走歪呢？”

“要相信同志！同志是真诚的！”伊利亚气势磅礴地反驳，又补充说，苏联的伏特加天下第一，怎么会有人拒绝呢。

“……你总觉得苏联最先进，苏联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。”王耀借着酒劲数落起了伊利亚，“上次还非和我争，说俄语比汉语优秀。”

伊利亚不住咕哝“俄语就是好”，但气势显然低了下去。毕竟在上一次的辩论中，王耀机智地提出“那不如我们比个赛,从1数到10，看谁快”，然后伊利亚果不其然惨败了——王耀数完时，他才数到3。苏联熊尤不服输，连着比了三次，终于认清了现实，气得晚饭都没去吃，窝在卧室里生闷气。最后还是王耀跑去安抚，说今天晚餐有美味的红菜汤和大列巴、比我们中国的煎饼好吃多了，才把他哄高兴了，两人一起跑去食堂搜刮剩饭，伊利亚一边掰大列巴，一边笑骂王耀“嘎扑利斯力克（调皮鬼）”[4]。

王耀听见伊利亚趴在自己肩头，含糊不清地念叨“嘎扑利斯力克（调皮鬼）”，他抽抽鼻子，正要说话，却听见了午夜零点的钟声，而伊利亚如梦初醒，大喊道：“耀，看窗外！”

王耀侧头望向窗外，星光熠熠，片刻后，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夜空。

“我安排的！”伊利亚蹭了蹭王耀的脸颊，“我听说，中国人会在除夕放焰火，还有个叫……鞭炮（他勉强发出了这个音），但莫斯科实在找不到。”

苏联人又灌了一口酒：“总之，新年快乐，耀！”

王耀抬起手，擦了擦自己泛红的眼角，顺手抢过酒瓶，仰头灌了一大口：“新年快乐，伊廖沙！”

 

中国终于稍稍听进去了一些建议，春节假期刚过，便组织了一个小组，由田、戚带队，前往四川种植试验田，以验证各种“卫星”的真实性[5]。另一方面特别发文，告诫驻外使节切勿因People's Commune胜利而骄傲自满，特别是不该对兄弟国家采取高傲自大的态度、甚至公开臧否他国[6]；针对充满激情的中国人民对苏联建设速度品头论足，亦专门提出批评，要求群众运动不要影响到苏联专家的工作[7]。

中苏关系似乎再次回到了“正常”的轨道上。3月初，王耀特意给伊利亚打了电话，称登山队的训练进展顺利，无如意外，年内定可动身攀登珠峰。然而不到一周后，“意外”突兀地来了：3月10日，【】，中印冲突随之表面化。如此事态，登山计划自然暂时搁浅了。

针对【】，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，还提供了一些情报资料，但批判的矛头开始指向印度时，他的态度就开始变化了[9]。在苏联眼中，为了与自由世界竞赛，保持印度起码“中立”而不倒向敌方是非常必要的，为此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贷款，并援助建设企业，他们当然不希望这大一笔投资就此打水漂。在接到王耀的电话时，伊利亚压根不接茬，甚至宣称自己正准备访问地拉那、试图协调南阿关系，接下来还要去布加勒斯特，为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揭幕，一切等他回国再说。

 

6月，印军越过“麦克马洪线”。就在王耀收到战报的当天，戚的信也到了，题为《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》。

“我们在大丰种水稻，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从犁田、耙田、施肥到插秧、灌溉、追肥再到除草、间苗、其他田间管理，一直到收割、脱粒、过磅。整个过程我都是在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，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、最好的方法、最好的肥料、最精心的护理，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五百多斤。另外，我划出的一块麦田，那是人家已经在种了的。我没去参加管理，但到了收割的时候，我也像秤水稻那样一斤一斤地把它称出来，共计是三百来斤。

老农们也说我的产量不低了，能超过的农民不多。我就问他们：那你们的报告不是说平均有二千斤吗？农民回答我：那都是上面让报的，你不多报点，他们怎么升官呢？我又问：那亩产万斤又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就告诉我：那所谓的万斤粮，是把快熟的稻子从其他的地里挖出来，然后把它们集中到一亩地上去，这就是卫星试验田，那么多稻子塞得田里都满满的了，小孩子都可以站上去踩。这情况与当初林克跟我说的他在天津所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。

……

我去拜访了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，问为什么他的产量那么高，我却才那么一点。他听了就显出有点为难的样子，瞪大眼晴看着我，不说话。不过我看得出，他并不是对我的话有反感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就说，老罗啊，你别看毛地位那么高，他的计划，他的指示，可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。下面报告上去的情况如果不真实，他的指示就会脱离实际了。毛就好比是一个加工厂，如果材料不好，那出来的产品也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你可要说真话啊。要都是假材料，怎么做事啊？ 

到这个时候，罗世发才说：老戚啊，你别问了。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哪有什么两千斤啊？连两千斤都没有，又哪来的一万斤呀？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，去年用的种子也是最好的，结果也就打了八百斤。他们省里派来的整天都在这里，都知道真实情况的。但让我到各个地方去做报告，人家都是几千，几万的，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，那不是抹黑吗？为了不给抹黑，我就只能说两千斤了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两千斤，就是八百斤。

罗世发还告诉我，本来人家是要他报一万斤的，他坚决不肯，只报了两千斤……”

 

王耀捏着信纸的手微微颤抖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勉强读到一半，不得不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反复深呼吸后，走去书桌前拿茶杯，恰好瞥见桌上摆着苏中友好协会主办的《苏中友好》杂志，封面文章是苏联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：《中国——空想杜荟主乂的诞生地》。

这仿佛是在嘲讽自己。

王耀气急败坏，近乎粗暴地抓起杂志，翻开一读，却发现这赫然是篇赞美中国革命底蕴的文章，以西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例，说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多以建立乌托邦为自己的理想，并进而推翻了以往把古希腊作为空想社会主乂的故乡的说法，认为“中国是第一个试图革掵地实现空想杜荟主乂的国”[10]。他憋着口气，将杂志摔回桌上，连着灌了两杯茶，抓起戚的信准备送呈，刚推开门，却和阎撞了个满怀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阎左手揉着脑袋，神色仓皇，右手举着张还没来得及翻译的电报，气喘吁吁地嚷：“莫斯科的电报。说赫鲁晓夫同志计划访美，会和艾森豪威尔见面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苏共决定……”他大喘一口气。

“决定什么？”王耀焦急地追问。

“……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孑技术方面的援助。”

 

注：

[2] 应当说明的是，中国在公开报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时，没有摘引相关内容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阿尔巴尼亚的出场画风倒是很久之前就构思好的：大林粉丝团线下面基会.jpg

最后一个现在进行时小甜饼了，以后只能回忆杀见了XD